守法｜少林足球 – 周星馳

法律的界線

我們常以為法律是一條條對錯的界線，守法就是對，犯法就是錯；我們以為又厚又重的法律書內，就是一條條死硬的規條。但只要你真箇打開它們，你會發現法例有多種，有的定下大原則，有的是基本規範細則，更多是過去的判例。這些法例，定下社會共識的對錯原則之外，也在為自由和權利劃下界線；保障自由的同時，也圈權力，讓法律以下的所有人，都平等地站在同一條準繩上，這才是訂立法律的最大原意。情況就有如一場球賽，訂立球例之目的，是要確保比賽的公平性，保障球員的自身安全，而不是作為整冶球員的工具。

誰在衝擊法治

人總愛把事情簡單二分，守法的是良好公民，不守法的就是衝擊法治的暴徒。誰知法治本非當權者的鐵尺，反過來更是權力的制約；法治也不旨在把犯罪者繩之於法，更在乎無辜者不被濫告；法治不只問人犯了何法，更要問法律有否違反憲法 — 這才是我們要恪守的法治精神。明白立法原意與憲法精神，便會發現，事事強調依法辦事，往往有扭曲法治之嫌。

法律誠然是工具，是維繫理想社會願景的工具；而把這理想付諸實行的，是執法者。法律賦予他們權力，市民予以信任；若視法律為鞏固一己的權力、維護小圈子利益的器具，那就是警權的墜落，更是警民信任的崩壞。

我們也常有誤解，以為法律是為了判決誰勝誰負，然後社會就以輸贏論對錯。其實法律講求的是法理，詳列判辨是非權責之準則，成為後世的參考，讓道理愈辯愈明。手執法理辦案，也是司法獨立的基礎。輸打贏要，是無視法理，只會損害法庭的公信力。

理想之法治，從不是大聲疾呼「依法治國」，而在於讓法治精神內化成人民質素、文化環境，從法律的認知與行使、職權的彼此制衡與自限、憲法精神的認同與共識，成為日常，成為血液的一部分，法治才有堅韌的基礎抵禦衝擊。

守法不等同於法治

法學家早已對法治有個共識：「守法不等同於法治」。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所謂人治，不是說全無法紀。相反，人治的社會一般有非常詳細的法典，法律也可以被捧為至高，但它是以「人」的意志喜惡而管「治」。法治與否，不在乎我們是否守法，而是我們守着的法，是由誰去制定、誰有酌情權去決定怎樣執行、誰有權去詮釋、誰去制約？一切是否有規有矩有根有據的用？在「法」律底下管「治」，權力是囚徒，法律是看守在法治社會裡，當權者不是老闆，法律才是。具體一點，破壞法治者行為包括隨便沒收私產、「洗黑錢」、執法不公、司法透明度低、選擇性執法、公職人員收受賄款、執法人員濫用暴力等，全部都是針對當權者。至於升斗市民因藉手上沒有管治權。因此他們守法也好，不守法也罷，都沒有「治」（Rule) 可言。

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法治多成熟，都會有人犯法，而且還會刻意犯法，情況有如《少林足球》裡的「魔鬼隊」隊員一樣，注射禁藥出賽，嚴重違規。假如有法例可循，有執法制度可依，執法人員公平執法，球員都必須服膺法律裁決，實看不到會對球賽公正性有任何影響，因此，法治根基不會因有人不守法而怎樣被動搖。一個無權的人，極其量只是衝擊法紀（或「治安」）(Law and Order)，對法治的衝擊也是有限的。相反，一個有權的人，假如他無視法律的制約，這才真的危害法治，就如《少林足球》裡的球證受賄，繼而對「魔鬼隊」犯規視而不見一樣。當掌權者人多勢眾。資源豐厚，拳頭堅硬，在足球界無人可敵，只要他堅決違法，球例也會形同虛設。況且，追根溯源，法治這個概念本不是為了警誠「老百姓」要守法演化而成，相反，它是為了制約君權而來，目的是不讓皇帝或者國王為所欲為。要是掉過來把這個概念加在「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其次，有法律不等同於有法治。法官及監督機構是否依法辦事，此其一。若然條例太多，涵蓋面太闊，而且互相矛盾，任你怎樣奉公守法，也沒法守所有法律。反而是一個網羅，讓執政掌權的人任意 pick and choose 來運用。

守著的自我制約

事實上，法治真正要守着的，是權力的制約。法治不容許沒有制約的權力，行政立法司法必須要分立，即或不完全分立，司法也要完全獨立，不容許行政機關隨己意去解釋法律，甚至有權去判政府違憲犯法。傳媒也要監察，做check and balance。

要做到權力的 check and balance，最好的制約，其實是來自當權者的自限。外在的監察，如司法覆核，都耗時很久，社會成本也高。假如內部有自我制衡，如審計署對政府各部門操作的監察，律政署基於公眾利益給政府法律意見。這些制度運作得好，公眾也能信服。此外，政府應多設立這些諫官制度，引入諫官文化，甚至委任多些人去扮演這些角色。執政者應有胸襟去接受批判，是否謙卑地去聆聽。

因此，當我們問不守法是否衝擊法治時，我們更要問我們要守着什麼，才能叫法治精神彰顯。容許接受批評的態度，容許自己權力被制約，這才是我們要守的法度。對無權者而言，這要信守；對當權者而言，更是要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