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的公義
被消失的公義
故事講述柏林酒店發生命案，企業家漢斯麥亞遭兇手柯里尼立（Franco Nero）行刑式槍斃，柯里尼立其後自首並坦承罪行，卻絕口不提殺人動機。初出茅廬、熱情未減、深信公義的律師李寧接手案件為柯里尼立辯護，赫然發現死者是自己的養父，面對不願說出真相的柯里尼立，李寧決定親自徹查行兇動機，蒐集證據的過程中，揭開一段慘痛歷史，以及動搖德國政府的驚人真相。漢斯在二戰期間原來是參與屠殺的納粹黨衛隊軍官，曾經帶隊屠殺村民，柯里尼立親眼目睹父親被漢斯帶領的軍隊殺害。
極權之能肆無忌憚，必有賴政府內外眾多幫兇，冠冕堂皇地送眼中釘坐監，也必須依賴一群為暴政服務、視法律如武器的法官。眾多納粹時期協助希特拉極權統治的法官，於戰後隱藏身分，繼續任職德國司法機構，掌管法律系統，他們曾經是暴政幫兇，卻是道貌岸然滿口公義、教育下一代不忘初衷，但自己卻早已向權貴跪倒的法律界變色龍老油條。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戰爭罪責，推動修改法律的技術細節，使自己的惡行不被追究，一切「依法」。
殺人者畢生想為家人討公道，但不能在法律找到公義，最後自己動手殺人。最後一場法庭交鋒，年輕律師盤問法律巨匠，終於逼得那位滿口「依法」的偽君子承認法律不公義。殺人兇手終於微笑釋懷。
當法律由既得利益者把持，當他們修改法律只為了自己的安全，你說怎麼辦？
惡法的真正源頭
在法律的層面來說，不能什麼也叫惡法。惡法的出現，
容易中招的法例
對於香港有沒有衝擊民主社會法治基石的惡法，則有待公眾自行判斷。但即使沒有惡法，卻不代表香港的法律沒有優化空間。有些法例寫得模棱兩可，又或定義模糊，很易讓人『中伏』。例如《公安條例》第 18 條『非法集結』，
只是，訂得寬鬆的法例就是「惡法」嗎？法例寬鬆，
但公平一點，只要法例是經由民意授權的代表同意下訂立，絕大多數法律本身都是中性。是善是惡，關鍵在於執法者與檢控者如何使用。在市民涉嫌犯法的情況下，警方與律政司要決定用哪一條控罪起訴，但一些行為是否真正需要受法律制裁？警察作為第一關，大部分案件調查完畢，由他們決定用哪條法例起訴；律政司則負責把關，決定是否予以該條例檢控。律政司根據《檢控守則》決定是否檢控，乃因應合理勝算及合乎公眾利益。合理勝算還算客觀，有足夠證據、案例與合適的控罪便是；但是否合乎公眾利益卻非常主觀。就像1998年的胡仙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不符合公眾利益為理由不檢控胡仙。她所指的公眾利益，包括胡仙一旦被起訴，星島集團員工或告失業，這就未免受人質疑。惟律政司屬完全獨立司法機構，無從監察及限制其決定；公眾只能透過輿論，質疑這決定是否受政治影響。
惡法易來 好法難生
執法受政治影響，又豈止此例。回歸後《公安條例》的復活便是政權更替下的產物。1986年，英國已把此法例修訂為暴亂騷動罪；而香港亦於1995年，因《公安條例》部分條文被裁定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抵觸而廢除。至1997年，由中方單方面成立、未經民選產生的臨時立法會，讓此法重生。廢除的法例又給操回來。回歸前後香港政治環境有何改變，實不言而喻。
事實上，立法會作為三權分立中的重要機關，於維護法律公義的過程，責無旁貸。情況就有如業主立案法團與屋苑住戶關係一樣。立案法團若有重大議程要通過 ，必須徵求住戶或授權代表同意 ，而不能自把自為。這些居民代表就是立法會議員，而政府則是業主立案法團。早年政府向立法會建議修改《版權條例》，這草案擬把二次創作刑事化。
無論如何，即使阻不了惡法誕生，但更難的是讓好法產生。在當前小圈子政府之下 ，很容易導致法律惡之源頭。當政府提出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