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我走遠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像一把冷酷無情的利刃，從精神患者家屬的世界殘忍的剖析社會底層的悲哀和無奈，帶著瘋狂的偏執，說著現實的醜陋，卻洗滌著我們這些醜陋卻又難以苛責的世間百態，讓溫暖的親情與真摯的場景在伸手不見無指的漆黑之中，真實穿透了冰冷壓抑的都市偽善，溫暖之處在於彌補曾經的悔恨，美麗之處在於留白帶來的反思，動容之處在於血濃於水的牽絆，椎心之處在於力不從心的殘景。
故事以一宗無差別殺人案的審判作為開場。劇中兇手李曉明於兩年前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造成九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最高法院宣判其死刑定讞。身為「品味新聞台」編輯主管的宋喬安，兒子正是這宗事件的罹難者。喬安與丈夫昭國本因工作理念不同漸行漸遠，更因兒子離開後水火不容、準備訴請離婚。白天她是新聞台厲聲火爆的副總監，晚上則是無法走入兒子房中，以酒精麻痺身心的可憐母親⋯⋯當女兒行為日漸失序，加上兇手李曉明的妹妹因緣際會進入公司，成為自己下屬，她與先生昭國，終究被逼著直視整起事件，和新痕舊創不斷的人生⋯與此同時，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在死刑定讞之後仍想了解其犯罪動機，被受害家屬潑糞、遭罵「人渣律師」，連家人都無法體諒。鍥而不捨的他，開啟了眾人命運連結，也引發了人權律法的掙扎、精神病識的探究，以及新聞媒體的反思。
整輯劇集最終撕開沉默傷口，導演試圖丟給噪囂社會的一個龐大詰問。一宗隨機殺人事件、一位思覺失調症患者，扣連出家庭、媒體、教育、法治與精神疾病污名等思辨對話；透過發生在你我周遭的故事，串起事件與人性的多重樣貌。加害者、被害者、律師、社工、媒體人員，各有各的殘缺、各有各的正義急欲伸張；當種種即時新聞如不痛不癢的擦邊球刷過生活，當批判輕易脫口而出將人定罪，我們與惡的距離之間，究竟還剩下些什麼？當批判輕易脫口而出將人定罪，我們與惡的距離之間，究竟還剩下些什麼？
病態社會下的公眾知情權
或許因為我們早已接觸不少社會上被歧視的小眾，精神病患者對於我們而言，並不帶有恐怖成分：真正叫人畏懼的，是這個有精神病的社會。
在《維基百科》搜尋一下就能找到不少有關精神病的學術性解釋，例如「一組以表現在行為、心理、活動上的紊亂為主的神經系統疾病」。我不想從醫學角度來為這個精神病社會下定義，因為所謂精神病就是純粹的「不正常」。我說這個社會有了精神病，就是指這個社會的「正常」其實是不正常。
精神病的社會，衍生了「精神病」的傳媒生態，建立了失常的規則。許多新聞從業員身陷這個制度，各自都陷入困局與矛盾心理，有的更遵從了「不正常」的社會規則，放棄自己投身成為記者的初心，選擇社會高舉的專業，並以此為務實理性。
或許是現今傳媒行業競爭激烈，各大傳統媒體與網媒紛紛爭取同一受眾群，於是就出現有如《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品味新聞台」的情況。為了一則獨家新聞或爆紅短片，新聞媒體不惜以不摘手段方式來消費觀眾情感，藉以推高收視率。劇中女主播宋喬安發現下屬李大芝哥哥原來就是當年精神病患者謀殺案的主角，竟在李大芝不知情下，暗中派攝製隊偷拍她們一家拜祭死刑犯，間接將他們的行蹤昭告天下，將他們重新捲入輿論風波裡頭；另有一場，宋喬安率領的團隊不慎「跟車太貼」報錯新聞，在沒有周全訪問事主家屬的情況下，擅自將人定罪，結果家屬不堪輿論指控壓力，雙雙投水自盡。這些片段教人不其然反思，究竟誰是這一切悲劇的源頭？有說，傳媒應負上最大責任，畢竟傳媒應有一定的道德底線，不能隨便報導假新聞，破壞社會安寧。然而，有人反問，報導獨家新聞豈不是記者的天職嗎？在這資訊爆炸時代，新聞直播分秒必爭，報導不能隨便拖延。況且，若論現存的媒體都是無良媒體，背後豈不是要有「無良」的讀者和觀眾加持嗎？
在這個層面上，有人進一步反思：「社會之所以「生病」，會否是因為大家都從所謂專業的視角，把有血有肉的人割裂成個案、病例，然後解決「問題」，還要用最快的方法處理掉，於是弄得現代社會半瘋半癲呢？」在這個現代社會，我們是否太早把人「類型化」？例如，大家劈頭就想問：「你（家人）患的是甚麼病？」不知不覺間，我們把人和診斷劃上等號，將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壓扁的標籤。有時候，我們更會從精神分析角度問：「是甚麼造成你（家人）的精神病？是童年陰影？還是成長問題？」有時又用心理治療角度問：「是生活經歷？還是性格問題？」這些問題難道不是對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人格予以否定嗎？
事實上，這世上其實沒法精神分裂症，沒有抑鬱症，沒有成癮症，有的只是承受著不同痛苦現狀的人。精神病患者不一定是「不正常」，而精神障礙亦不等同智障。當中有些人是頭腦清晰，轉數
只是，現實是瘋狂地殘酷，世界步步進迫，我們都活在一個壓力大得不得了的瘋狂時代，人人耗盡心
因此，歸根究底 ，我們應該要問：如果時代病了，什麼是正常？
